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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降薪到混改,国企究竟要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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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报道,中国银行薪酬最高的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正是银行业高管降薪潮涌的日子。今年1月1日起,《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将削减七成左右,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

  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分为两套体系。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及副职高管按照财政部的规定领取薪酬,而公开招聘的高管则按照市场化薪酬执行。詹伟坚属于后者,辞职应不是降薪问题所致。不过,有分析称,在限薪的大环境下,其他高管降薪让他感觉难以留下。

  降薪导致人才流失,这是人们早已预见到的结果。降薪虽然大快人心,但总归是国企改革的软柿子,不是最要害的改革。在国企改革的序列中,降薪虽然博眼球,但无足轻重。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更重要的事情。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前面,还有松绑市场管制和开放市场准入的改革。

  过去一年,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甫一开始时的激情四射中慢慢冷静下来。在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里,是“积极”,而非“有序”。这说明混改不再求快,而务求一击即中。

  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什么要冷静下来?因为没有市场开放和垄断破除,混合所有制肯定会跑偏,甚至异化和被绑架。

  在昨天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表示,当前的混改名不副实,民企参与要小心。

  保育钧认为,混改的本意应该是吸收民间资本打破垄断。但是现在被垄断势力改造为,我坐庄,你参加进来。这个就不对了,这进一步强化它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一次演讲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里,国有企业改革是难度非常大的改革命题,几乎36年来在静态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事实上,国企改革要想跳出窠臼,除了市场开放,还要解决产权界定及保护的大问题。市场不开放,“弹簧门”和“玻璃门”广泛存在,国企就始终过不了利润关,仍只是擅长做大规模,擅长背靠权力支配更多的经济资源;产权保护不严,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有可能异化,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蛀虫”明火执仗,就是入股的民营资本说不上话,话说重了弄不好还有司法风险,于是民营资本被变相“国有化”。

  在日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继续加大国企国资改革力度,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强强联合,优化资源配置,有效解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问题。这本来是一句很常规的表述,但却被媒体纷纷摆上头条。在国企反腐的新态势下,人们希望国企国资的改革,能够明白自己究竟要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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