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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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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扬弃,也要有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如果要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怎么来进行?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其次,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第三,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

  首先,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不能用过去的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总是很复杂,怎么来认识?我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发展阶段不同,关系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组织、价值等上层建筑也就不同。

  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长在今天上午的开幕致辞中所指出的,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地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把结构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三,为什么我主张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够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界交流、沟通,才能让他们了解、认识、接受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否则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认识、接受。对国外是这样,其实对国内也同样,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大学开设的经济学课程不是直接翻译自国外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就是根据国外大学的教科书来编写,学生学的是西方主流的范式,如果不是用同样的范式来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难被理解和接受。

  二是,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非常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研究的主要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在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时不仅要借鉴其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怎么运行。

  要根据中国的现象来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在1988年发现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以后就认识到了,中国的前提条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要以中国的现象为研究的对象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

  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因为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一样。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

  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

  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

  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了的。当时为了搭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

  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放松,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

  仔细想起来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如第一节中讨论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由于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扩展。

  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

  所以,提出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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