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交所网站首页
当前位置:首页 > 产权研究 > 理论前沿

厉以宁:双重转型国家如何改革

来源: 时间:  打印】  

  9月26日,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的学术演讲,就结构调整、宏观调控、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城镇化、国资改革、民企转型、中等收入陷阱等八个问题展开全面阐述。

  一、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什么叫投资冲动怪圈?它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

  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

  举一个例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GDP世界第一,远超出英国,但是经济结构不行。在1840年时,英国工业革命从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业化进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国GDP结构符合当时技术进步潮流。英国当时的情况是:钢铁产量上去了,技术设备制造发展了,棉布全是用机器纺织的,其出口的一部分是机器制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机机器设备,交通工具是轮船和火车。

  反观中国,GDP总量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纺织的棉布,中国的出口是茶叶、瓷器、丝绸、桐油等,从结构上说,中国比英国差很远。

  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着重是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

  184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英国多得多,但人口结构跟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近代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这是英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

  而中国虽然人口多,但是结构不行。如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也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金融。

  同样,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较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也是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

  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

  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质量提高,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二、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

  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今年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多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得了吗?结构调整得了吗?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结果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想过经济增长质量吗?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大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贻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应。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到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通过货币进行的,但是过去是没有的。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是通畅的。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对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卷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中国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几个月前闹“钱荒”,原因是什么?因为从统计数据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货币流通量多。但却借不到钱,到处在缺钱,闹“钱荒”,这必须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解释。因为中国融资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尽管货币流通大,实际生活中的货币要求、需求比这个还要大。

  因为融资难,在已有货币不够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另有打算。在企业当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现金为王”,每个企业都要保留一部分现金在手上,现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储备中去了,准备不时之需。造成了一方面M1、M2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觉经济生活中现金是不足的。这就是中国的情况,若不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制定政策,就一定会出乱。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过。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三、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包括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怎么改?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第一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职业,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了,老婆孩子带走了,这就变成老鼠窝。

  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就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了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说,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的说法是叫这一类为“鼠族”。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还有放炮仗的,情景和当年的土改一样,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

  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谁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谁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没跟我商量,可以告他,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流转加快了?他说,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还有的说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为有证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的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市委调查报告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变为1.9:1。

  从3.1:1变成了1.9:1,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因为他有积极性了。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

  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宅基地归他了,在嘉兴市平湖市,是一个县级市,农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盖了4层楼高的新房,比原来大,比原来好。

  我们问农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吗?他说我哪住得下4层楼房,家里没那么多人。我说那你怎么搞?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外地来的商人或者本乡的商人,从事商业,开店、开作坊、开饭馆,有房租收了。还剩三层,有一层准备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样。如果对方愿意租二层,那房租高一点,愿意租四层,我自己剩下两层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为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幸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找农民开会座谈后大体得出了这样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当初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合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每个农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够丰产,所以坏地也变好地了。

  第二个理由,在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因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面积,田埂两边被遮住太阳的地方不算面积。现在农民用拖拉机了,土地面积扩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面积,也没有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

  第三个理由,当初承包时候要交农业税,于是农民为了少交农业税,所以都少报。今天土地重新丈量了,刚刚量完就实报了,没有人愿意少报。因为也没有农业税,少报自己吃亏,土地出租,钱少了;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报,刚丈完,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样一来,土地面积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要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证明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是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

  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重庆的长寿区、江津区产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样的,是反季节柑橘。人无我有,你不种我种;人有我优,你种我也种,我质量比你好;人优,我反季节。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

  还有跟农民谈判,在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徐闻县的土地很贫瘠,没有大河,靠水库、台风,所以有时候产量很低。跟农民谈判,你这一亩地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钱?几百块钱。现在你别种了,把田租给我种。我每亩地一年付几百块钱给你。农民想不要我种,我还一年有几百块钱。他说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样付给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这里,根据你的技术水平,根据你的出勤天数,每个月发工资给你,你给我当合同工。农民说这个好啊,于是土地就连成片了。

  民营企业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种出来,有的种火龙果,有的种荔枝,有的种菠萝。我们到徐闻城外,上万亩的地,一望无际挂一个大牌子,连地名都改了,叫“菠萝的海”。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在北京几次会议上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点理由: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

  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工会管吗?有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吗?没有。所以这个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由他来定价格。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行。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

  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人均教育经费和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让他住,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律平等,这个很重要。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经传了很久,它的董事长、总经理,很多都是年纪大的,甚至有70-80岁的。

  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他转移了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不要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五、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和他的家属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实际上这个数字不准,因为这个算法是将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内,而很多农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计算在城镇居民中,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

  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农民工,原来二十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农民工到浙江来,给城市户口,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农民工支撑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

  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走,农民融入城镇社会是一个大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实际上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以后或者是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4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城市容纳不下的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大幅的下降。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我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相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其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第二,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现在已经财政破产了。

  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的结果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可供中国参考。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因为美国、西欧的发展都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初具城镇化的规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他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我要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这就有吸引力。

  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是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老百姓迁到这里去,他不会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就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他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周围人不熟悉。“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是农村的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这就是解决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加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这样的话城市住房可以解决。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六、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在最近二十年之内,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确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改革并未到尽头。国有资产改革应该有两个层次的改革:

  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配置机制的改革,或者是配置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下面不要去管具体的企业,国资委下面成立若干个行业性或者是综合性的投资基金公司,任务就是管国有资产的配置。

  我们平时谈效率,只谈到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说根据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为既定,产出越多越好,这样效率就高,产出为既定的话,投入越少越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出现了另外一种效率,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变,不同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然后进行对比,看谁配置效率最高。资产不断地重组、调整,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经济学里引起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过去长期认为在企业中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为非生产人员,你们不在生产第一线的,你们对生产效率没有贡献的,这些都是非生产人员。

  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之后,看法就不一样了,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员是将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产生更多的效率。

  所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今后如果再有人说你们怎样,你可以说那些观点是旧的,是六十年前的观点,现在是讲资源配置效率,都是从事资源配置的。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不要在这些领域搞了,退出来,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至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你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七、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如果你的产权糊里糊涂的,甚至你当初成立的时候,以各种当时的惯例、当时的情况建成的企业,结果产权始终是不清的,这就对未来造成隐患。

  产权清楚,你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

  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选择自主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在危机之后我们常说抱团过冬,这是对的,大家要抱团互助,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有办法内部协调。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例子,这就是抱团走出去。一个例子是在西欧,中国企业家抱团出去,单个一家企业到冰岛去,人家不要,结果失败了。现在抱团了,好几十家企业一块去,准备投资,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统统都走。

  第二个例子,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谈判,准备进入美国的底特律市场。底特律破产,财政负担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厂房设备,还有一支很强的工程师队伍、设计师队伍。中国的汽车行业准备接管,把他们的设备、厂房全部买下来,把这里开发成中国汽车研发中心,那些工程师、设计师能够起作用的,可以恢复工作就地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八、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别相信它。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多少国家,长期都在最贫穷国家之列。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了,希腊当初越过12000美元时,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界限,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世界银行打电报过去祝贺,后来到了2万多美元时,希腊经济停滞、下降了,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到4万美元人均GDP时就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4万美元左右。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当初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给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现在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现在改就不行了。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别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就出现了极左派,他们提出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一来就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还是提这样的口号,结果社会就乱了,地下组织、毛派、极左派等等什么派都有,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本来这些国家资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且老百姓的观念是旧的,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全部精力都投这个去了,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足担心。

  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来三十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

  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来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华盛顿邮报》给我们的启示,是说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改革都要逐步将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进入创新的高潮、创业的高潮,这就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北交所网站底部
 
     ( 工作日9:00-12:00,13:30-17:30 )
     电  话:(010)66295566
     传  真:(010)66295588
     驻沪办:(021)60298588
     
 
 
帮助中心
 
 
京ICP备05004257号
 
   
 
版权所有2004北京产权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