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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京津冀”协同以转变首都功能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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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应以政治和文化中心为主,科技创新和孵化中心为辅;天津应立足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逐步承担北方经济中心的职能;河北合理承担其疏解出的城市功能,并做好与京津的产业对接。

  京津冀区域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三大增长极之一,是首都城市群所在地,是未来北方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更在于其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发展转型与跨地区协作,有重要示范意义。鉴于京津冀区域跨行政区划、跨经济社会系统、跨资源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京津冀非协同不能有效推动。

  协同首在转变首都功能

  通过研究,我认为,京津冀的协同,首先是首都城市功能转变与京津冀发展定位协同。我们将各国的首都城市发展模式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单功能首都城市,即首都城市重点建设成为功能单一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同时首都所在城市群内或邻近城市群中往往存在着一个经济中心,为当地提供经济服务或作为国家的经济中心城市,如华盛顿与纽约、渥太华与多伦多等。

  第二类是多功能首都城市,即首都城市的发展以政治、经济、文化多功能中心城市为目标,着力建设成为综合型大都市,成为所在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东京、伦敦等。

  北京在21世纪之前的发展轨迹,类似于多功能首都城市发展模式,即北京以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为目标;进入21世纪后,由于人口、环境、城市规模等压力,北京开始从多功能首都城市向单功能首都城市转变,即不再承担经济中心的功能,而只是政治和文化中心。

  这一转变使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模式,表现为由多功能模式向单功能模式过渡,由单核模式向双核模式过渡,由城市个体、无序发展向城市组团、协调发展过渡。这就需要京津冀首先明确各自的定位,才能真正避免过去的区域竞争和各自为战。

  具体而言,如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以政治和文化中心为主,科技创新和孵化中心为辅的首都城市;天津应立足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逐步承担起北方经济中心的职能;京津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向周边疏解部分城市功能、转移部分产业;河北省作为京津的发展腹地,合理承担其疏解出的城市功能,并做好与京津的产业对接。在这一过程中,京津冀的定位、职能及协同发展模式,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合理划分、重新磨合。

  三方协同重在产业分工

  三地协同,关键在发挥市场的作用。以长三角这个增长极为例,它发展迅速的原因就是各自的产业定位明确,上海以高端金融业为发展内核,昆山的电子产业发达,整个长三角地带、依据上海这一核心城市,各自产业功能错位,形成组团式发展。

  经济区域的发展既存在产业梯度和产业分工,也存在产业协作,这必须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特色产业为基本前提。如果经济区域内成员间支柱产业相近、产业结构雷同,相互间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相互间的关系就只存在竞争而没有合作。

  因此,京津冀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遵循产业发展和转移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本地优势,进行合理的区域分工,突出自身特色与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合理定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梯度协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协作与发展过程本应是市场跨地区配置资源、进行资源整合的过程,由市场力量引导京津冀的协作与发展。

  但由于三方的行政区划障碍与利益冲突,为了彻底打破僵局,应由中央政府出面,牵头协调三方的发展定位、利益共享、协作机制等,三地政府也应充分发挥协调、导向、推动作用,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主动加强跨省市的协作。

  同时,区域协作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密不可分,而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健全的市场体系为基础,因此京津冀应重点加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企业产权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建设,以完善、健全的市场体系推动京津冀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提高生产要素在地区间、产业间的配置效率。

  比如,京津可充分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高平台,加快向周围的要素辐射,增强自身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力和扩散力,以推动产业顺利转移。

  而河北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加快制定、实施灵活多样的鼓励性政策,大力引进本省稀缺的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利用京津先进、充裕的生产要素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优化与升级